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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(下) 张宏良

作者:本站    发布时间:2012/4/26 15:55:49

       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(下)
        ——纪念毛泽东诞辰114周年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张宏良
   第五,人民为本符合天道的现代法律制度。
   司法领域是目前人类社会历史性转变最突出的领域,是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中最早表现出大众政治色彩的领域,也是文革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已经得到验证的领域,目前推动世界司法领域发生历史性转变的两大核心原则——自然法和公众立法,就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大众政治建设的伟大成果。可惜文革结束后,在疯狂的非毛反毛浪潮推动下,毛泽东创建的这两大现代法律原则,虽然在西方国家已开始开花结果,但是在中国却被彻底否定,并且时刻不停地被咒骂了近30年,使中国走上了背离世界政治文明进程的发展道路,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恶法治国的悲剧现象。以往任何社会,无论是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,还是资本主义社会,尽管其法律本质都是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,但是其立法精神无不闪耀着统治集团内部理想主义者的神圣光环,从最早的古巴比伦王国的《汉谟拉比王法典》,到后来支配欧洲200多年的《拿破仑法典》,以及中国历代律法,都充满着惩恶扬善、维护天理人伦的人文精神。像文革后中国这样,立法初衷就是为某些人作恶服务的现象,在人类历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。恶人治国历史上很多,恶法治国历史上罕见,法律是社会最后一块遮羞布,古今中外历代王朝即便是亡国灭种也不会撕掉最后这块遮羞布,如同一个人到死也不会裸体到大街上一样,可是唯独中国撕掉了最后这块遮羞布,在光天化日之下赤裸裸地把法律变成了作恶工具。这已经突破了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文明底线,完全属于反人类反文明的罪恶行为。现在要建立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,这种恶法治国的邪恶状况,应该结束了。就总体来讲:

首先,恢复人民为本的公众立法原则,以大众立法取代精英立法,彻底消除法律存在的权力基础和资本基础,重新引领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潮流。毛泽东时代中国确立的公众立法原则,已成为当今世界立法的主要发展趋势,但是世界原有的资本主义政治框架限制了公众直接参与立法过程,公众对法律的影响还只限于舆论和司法层面,例如通过人民陪审团确定有罪无罪的方法,来纠正立法过程中违背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地方,由人民陪审团断案,在是否有罪的问题上,法律再多也等于无法,因为人民陪审团不是根据法律,而是根据天理良心进行判断。这和中国文革期间宏观只有一部宪法,微观只有一部婚姻法那种极少法律文本的状态,可以说是殊途同归,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。文革没有法律文本并不是没有法律本身,许多法律是用“群众专政”的条条框框形成的,是典型的公众立法。公众立法的优点在于,每一个公民都感觉到自己是立法主体,因而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法律,像忠于生命一样忠于法律,这也是那个时代那个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文革后中国之所以形成恶法治国,根本弊端就在于精英立法,并且不是“武松式精英”立法,而是“西门庆式精英”立法。比如《证券法》就是由原本是法律约束对象的庄家起草制订的,所以不仅不能起到净化市场的作用,反倒成为恶庄造市的作恶工具,中国成千上万投资者的血本无归,就是这个保护庄家的《证券法》造成的。目前西方国家的有罪推定制度,也叫辩方承担举证责任,也属于大众政治的范畴,实行这个制度的哲学依据就是“富人天然有罪说”,如同文革期间讲的成分论,富人天生就有罪,要证明自己清白,就必须拿出证据来,拿不出证据就是有罪。为什么西方国家会有这个转变?随着现代经济特别是虚拟经济的发展,富人越来越成为犯罪主体,穷人除一般刑事犯罪外,越来越失去了犯罪资格,比如在证券市场上,穷人想犯罪都没有资格。并且作为受害者的穷人永远不可能拿到富人的证据,如果让受害者提供证据,等于是保护和鼓励富人犯罪,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;如果由司法部门进行调查,又是拿广大纳税人的钱在为富人开脱,对广大公众不合理,所以只能由富人自己去寻找证据,找不到就是犯罪,就要赔偿就要破产。并且为了发动群众监督富人,美国法律规定,违规者一经查实,违规金额中20%奖给举报者,由于证券市场上违规金额动辄就是几亿几十亿乃至上百亿,举报出一个违规者就能发大财,这就把富人至少是那些为富不仁的富人,置入了人民监督的汪洋大海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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